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其中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勞動人口占比持續上升，這不僅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供給，也通過高儲蓄率保證了資本存量的不斷增加。但這一增長的動力在２００４年之后開始弱化，中國經濟已經越過劉易斯拐點。
長期來看，人口紅利窗口也將在２０１３年前后關閉。兩大拐點的越過將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隱憂，過去三十年支持中國高增長的發展模式將不借貸可持續，中國經濟亟待轉型。
人口結構變化的短期沖擊不可小視。目前關於中國經濟短期“硬著陸”，潛在增長率觸及“減速帶”及房地產泡沫破滅的擔憂某種程度上說明人口結構變遷所帶來的潛在沖擊已經開始被廣泛關注。這種擔憂是否會變成事實，關鍵取決於人口結構如何沖擊中國政府、企業、家庭及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而具體的沖擊渠道也將表現為三個方面：資產方、負債方及杠桿率。
如果將中國視為一個股份制有限責任公司，同所有的公司一樣，她擁有三大會計報表：資產負債表、現金流量表及利潤表。如果把這三張表合并成一個“大資產負債表”，就會發現：
１．首先考察的是這個國家的融資能力，它包括國內市場的股借貸權融資和債券融資，也包括國際市場的ＦＤＩ直接融資和證券市場融資，同時還包括合并三大表之后表現為“經營性收入”的部分，具體而言，這部分收入分為三部分即勞動者報酬收入、政府收入（生產稅凈額）及企業收入（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余）。
２．其次考察的是這個國家的投資配置和獲取投資收益的能力。通常，無論是何種融資方式，負債融資之后的資產表現形式為現金，這個國家可以將現金配置於基礎設施，也可以配置於房地產或者存貨借錢，最終的目標則是使負債方的現金進入項目與資產方的現金流出項目互相匹配，并略有盈余，即有凈收益。
３．再次要注意的是中間具有放大功能的杠桿率。從動態資產負債表的變化來講，杠桿率衡量的是這個國家通過其資產膨脹擴大其負債融資的能力，如果說資產價格處於上行通道，那么杠桿率的放大功能可使負債能力同步擴大，從而實現資產負債表同步擴張；反之，如果資產價格處於下行通道，那么這個國家的負債能力不僅同步收縮，而且為了償還債務，不得不出售資產，杠桿率的反向放大功能則使資產價格以票貼更快的速度下跌，資產負債表同步被動收縮。
從一個國家資產負債表的角度看，隨著人口結構從勞動力無限供給到跨越“劉易斯拐點”、從“人口紅利”走向“人口負債”，不僅會在中長期內影響一國的資產負債的穩健度，而且也會在短期內影響這個國家的負債融資能力、資產配置能力以及使用杠桿率的能力。隨著融資約束的強化、投資效率的降低以及杠桿放大功能的弱化，那么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滑就不再是一個所謂中長期的故事，而是逐步、逐級動態下行的一個過程。
目前，國家資產負債表所決定的潛在增長率很可能已經下借錢滑到一個新的平臺，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政府和國有企業主導的投資模式繼續將有限的、成本已上升的資金配置於原有的傳統領域，每一單位固定資本形成所需要付出的勞動力、資源、資金代價則會更大。因此，實體經濟更容易表現過熱的特征。
從相反的角度看，在一個潛在增速下移和周期性過熱并存的經濟體，如果疊加逆周期的緊縮政策，那么經濟在短期內出現“硬著陸”的可能性也更大。換言之，人口約束使得經濟體內部的騰挪空間變小，既容易出現過熱，也容易出現“硬著陸”，兩者之間的切換頻率會明顯增加。目前，在中國局部地區已經出現的“三荒”即電荒、用工荒和錢荒，這已借錢經部分暗示經濟可能已經結構性過熱，而同時企業的倒閉事件頻繁出現則相反地暗示經濟可能存在“硬著陸”的風險，從資產負債表同步擴張與同步收縮機制來看，在新的投資渠道或新的投資收益增長點、負債渠道產生之前，經濟過熱與“硬著陸”的雙重擔憂可能會成為一種過渡中的常態。
同時，由於人口結構所產生的趨勢性變化與周期性緊縮政策的疊加在造成資產方擴張能力下降的同時，也同步影響了負債融資的能力及杠桿率的使用空間。因此，當面臨趨勢票貼與周期相互疊加的困境時，政策本身既要防止過熱，又要防止過度緊縮帶來的“硬著陸”風險，實體經濟與政策本身的騰挪空間已經被明顯壓縮。
